（一）把营养政策作为基本公共政策之一。
理由有如下三点：第一，营养政策重点体现为特殊人群、特定社会阶层问题。但实际上从国外的经验看，营养涉及到全体国民。涉及到产业政策、产业竞争力、国际贸易标准、国际贸易壁垒、产品国际竞争力、一国公共福利水平、政府公共卫生负担、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单一的、部门的调控措施都不能完全包容它。第二，从国外政府开展营养工作的经验看，营养是一个多部门参与、最高行政机关建立协调机制，如美国有食品安全顾问委员会。有营养顾问作为总统政策顾问，这些部门的职责就是协调各部、委间的协调行动。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也是在2003年建立，在营养立法方面，日本自二战以后出台了十几部相关法律，体系非常完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把食品与营养规划列入了第四个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第三，我国政府没有把营养政策上升到基本公共政策层面，各部门齐抓共管，既有越位，更存在缺位。有限的资源没有整合作用，实际上在缓解营养不良、母婴保健、食品强化等许多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评估。
具体政策建议：第一，全面系统评估我国营养状况进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要分清哪些是属于公共政策应该承担责任的。第二，制订食品营养规划，把其列为国家五年计划的子规划或专项规划。第三，成立食品营养协调委员会，由总理和各主要部门部长参与。
（二）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建立有效的营养投资制度
通过对美国、日本和泰国的营养项目投入分析，我们认为，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建立有效的营养投资制度应该提上政府工作日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专门的营养投资计划和项目。其中美国的营养投资以联邦政府的投入最多。2003年美国为最大的三个营养项目支付的联邦开支接近400亿美元。日本的营养投资体制与美国的不完全一样，政府在营养投资方面起引导作用，地方政府和社会多方努力、共同参与。比如日本的《国民营养促进法》，规定日本每年进行国民营养状况调查，调查经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担一半，再比如说日本闻名的营养师制度，政府出资也是非常少的，因为它是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资格认证。营养师的教育成本是由企业和个人来承担的，但是它带来的巨大的效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泰国在国家四五规划中将营养项目列入子规划，财政投资13.2亿，占项目所需经费的85%。
如何建立有效的营养投资机制，必须加大中央政府的投资力度，因为，我国是一个东西差距和城乡差距大的国家，在现行的的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特别是西部和市县级政府缺乏相应的财力，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西部贫困、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将扶贫和增强营养结合起来，把扶贫和扫盲和农村教育结合起来，将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东、中部地区充分发挥地方财力的作用，推广以营养教育、消费者保护为两个抓手，把营养投资列入地方政府的以人为本的业绩考核指标中。建立一套科学的信息收集、政策评估、社会效果评估联动机制。
（三）理顺各级营养组织机制
从国外的经验看，居民营养状况监测评估、产品的营养标准生产管理监督以及作为社会福利一部分的营养各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实际上覆盖了市场体系的各个方面。第一个序列属于科研，它应该在研发部门找到立足点。第二是企业，它应在企业标准中找到营养标准。第三个公共管理政策涉及到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福利部和环境总局等多部门。省一级也有对口单位，关键问题是基层社区要不要有一支新的营养队伍或组织。国外的做法都是依存现有的力量，如社区医院，日本的营养师，如接受政府资助的、提供营养餐的中小学校等。因此在理顺机制的过程中，我的建议是不要派生新的行政执行机构，要把重点落在政策协调和基层工作人员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上。
（四）加快营养立法进程
营养立法当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现行的法律法规常常重视食品、轻视营养，如《食品卫生法》第6条指出：“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但却没有对食品营养的管理、监督、处罚等条款，也缺乏配套的和专门的营养管理法规。这和国际上把人的发展，特别是国民体质健康作为一个主要的公共政策目标，并以立法的形式使营养工作组织化、制度化、有序化存在较大差距。据WHO欧洲区营养政策项目调查，仅1999年就有29个欧洲国家出台过食品和营养政策方面的相关文件，28个国家在福利部与农业部之间就食物和营养政策方面有定期磋商机制，26个国家有开展食品生产和销售、食物监督、管理规则、健康促进和营养教育活动的常设政府机构。我国目前食品安全和营养问题多多，而借鉴国际经验就必须通过相关立法使监管工作走上制度化，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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