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号已经挂到51了。”12月19日，在北京的北医三院，每个角落都站满了人，挂号窗口前挤了近50人，排在药房门口的队伍也足有15米长。
2009年被称为“新医改元年”，每一个和医改相关的政策都敲打着百姓的神经。当记者打电话给朋友询问看病现状时，电话线的另一端顿时像开了锅：
“我老公凌晨3点多去协和医院帮我挂专家号，没挂成!”
“每次感冒去医院都得花几百元，已经习惯了!”
著名卫生经济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告诉笔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9.7%，但医疗费用的增长率却是18%，差不多两倍于GDP。“看病贵”成了老百姓心头挥之不去而又日益扩大的阴影。
另一方面，“看病难”问题也一直存在。大者如协和医院，拥有几千张床位也无法满足患者需要。正因为如此，2009年新医改的帷幕一拉开，就引起公众的持续关注。
看病难：考验的不只是社区医院
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是“新医改”要着力解决的难题。长期以来，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质量和医疗条件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就医需要，不合理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导致群众看病纷纷涌向大医院，造成这些医院超负荷运转。
“社区医院起着守门人的作用。它会告诉患者，是否有必要到大医院就诊。”李玲表示，要改变老百姓看病难的现状，就需要加强社区医院的建设。
据介绍，新医改要求加大对地方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和投入，让百姓小病进社区医院，大病进综合性医院，康复回社区医院。然而，社区医院似乎总不能让百姓放心看病。
北京市民唐勇林曾在开心网上描述自己在社区医院就诊的“不幸”：周四在家洗澡时被热水烫伤，到水碓子医院简单包扎，告知周六能好。不料周六拆开时发现，伤口处长了无数水泡。后来去朝阳医院，大夫告知，当时若妥当处理，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社区医院工作多年的刘镇(化名)认为，社区医院最缺的是人才，中国不同级别的医院水平相差很大。医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进入不同级别的医院，几年后的差距非常明显。于是，医学院的毕业生铆足了劲儿地往大医院挤，愿意去社区的人很少，留在社区的几年后也会陆续离开。
“哪个有抱负的年轻医生愿意在社区待一辈子呢?很多时候社区医院都沦为‘开药房’和‘转诊站’。”刘镇认为，社区医生应该由在大医院经过规范培训的医生组成，而他们的培训和以后的职业待遇，也应有制度保证，这样才能留得住人才。
看病贵：绕不开医药分离难题
“医药分家肯定是好事，至少医生不会开些不痛不痒的药。”重庆的杨女士拿出今年8月在重庆市外科医院看颈椎病时医生给她开的药，这些药包括一盒消炎镇痛的洛索洛芬纳片，一盒止痛消肿的青鹏膏剂和两盒颈痛颗粒，一共花了203.72元。
“这些药肯定能缓解疼痛，但治标不治本，如果医生事先跟我说一下这些药治什么，我肯定就不要了。”杨女士医保卡里的钱已经用完，这200多元她自己掏了腰包。
据了解，不合理用药现象非常普遍。其中，高档抗生素的滥用已成为一大“公害”。“管住医生的手”成了患者的普遍呼声。
为根治这一顽疾，今年10月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与现行规定价格相比，45%的药品会降价，平均降幅达12%左右。
11月23日，《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发布，基调是提高诊疗费用，降低药价，逐步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体制。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士担心，这一改变会不会造成药价和诊疗费两头高的情况。在出版社工作的高小姐说：“药贵我都习惯了，哪次看病不花个几百元?要是诊疗费再提高，我就真受不了了。”
李玲表示，高昂的药费仅是造成“看病贵”的原因之一。“看病贵”实际上是医疗费用贵，而不仅是医疗价格贵。
“挂号费免了，药品、检查的单价降了，但医院完全有能力让你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些药。从整体上看，医疗费用还是降不下来。”她说。在刘镇看来，改变“以药养医”的体制，降低药费，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只是粗暴地分开，政府的财政补贴不能到位，医院将会面临生存问题。
但是，“以药养医”的转变难度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刘镇认为，医药产业是一条很长的“食物链”。从药品进入临床试验开始到疗效认定、规格审批、价格制定、进入医保目录，再到进入各省市采购和一级级的医药代理，这些中间环节都抬高了药品价格，同时也养活了一大批利益相关者。如何砍掉一些中间环节尤其是一层层代理商的加价，对降低药价有重要意义。
成都市一家三甲医院的院长表示，目前大中型医院都处在学习医改文件阶段，原则上会适应医改方向，探索挂号和转院流程问题，但医药分开尚无实质性进展。
“医药分开要试点也是在中小医院，大医院的动作不会太大。”他介绍，如果实行医药分开，他所在的医院每年将有3000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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