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认为要求公布无异于偷窥
12月21日，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宪春在北京出差期间跳楼自杀；两天后，江苏海安县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孙启明在家晨练时意外坠楼身亡。
一个月来，已经有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从今年2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自杀。其生存状态堪忧。
而同样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他们死后引起的各种坊间猜测和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公众知情权与“死者为大”两种观点的交锋。
在这份13人名单上，5月2日在一顿激烈的争吵过后“情绪失控”选择自杀的浙江湖州市副市长倪玲妹是个例外。
她是少有的女性，而且是因为家庭矛盾导致自杀行为。那么，其他人呢？
我们不清楚他们为何离去，或许隐约知道他们为什么离世。
但，无论什么原因，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都是最宝贵的，我们都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13名非正常死亡的官员中，只包括自杀或者个别意外身亡的，并不是全部，然而却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他们中间有中部小县城的教育局长、科级干部，也有西北组织部副部长、厅级大员，还有长三角干练的女副市长，层级分布广泛。更有西南陷于打黑风暴的法院高干，在结束生命后，留下愈发扑朔迷离的案情。
一个月6起官员非正常死亡
他们的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正是人生收获时期，却自己选择“折断”。
他们的死法各异，跳楼、割腕、上吊……13个人中，坠楼者过半。而湖南武冈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选择最为激烈——刀割、触电、坠楼——官方调查结论认定杨是自杀，信者不禁为其扼腕叹息，为何下如此大的决心；不信者，包括杨宽生家属，则质疑各种现场证据。
一个月6起、一年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舆论哗然，更用了“频发”这个词来表达惊讶和担忧。然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官员自杀“频发”的说法仍然存疑。他认为相对于其他群体，官员的自杀率并不算很高，而纵向对比过去，官员自杀率是否真的达到“频发”仍有待搜集数据求证。事实上，从表面和数据上，人们目前都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年初的2月到年底的11月、12月，一个是春节将至，一个是年底总结，是这13人死亡最为集中的几个时间段。
对于近一个月来官员自杀频频传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告诉记者，这可能和年底干部要接受考核、工作压力大有关。常年在党校任教，她对各级官员都有着更为直接、深刻的了解。至于这些案例出现在什么地区，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此外，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大，这部分导致了自杀率连年上升。
林喆强调官员也是一般人，再加上工作压力、行为不端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因此出现自杀个案“公众不要大惊小怪”。
而与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相比，“政府官员”这个身份所引起的舆论效应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
围绕着官员们的离世，总有各种坊间猜测纷至沓来，而腐败、官场斗争、权钱交易的阴影似乎总是穿插其中，挥之不去。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在腐败成为一种默认值时，官员一旦出事，对官员的道德怀疑几乎成为公众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而在这13起非自然死亡事件中，根据以往新闻报道和官方公布的调查结论，意外死亡的有3人，其余选择自杀的10人中，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下7人中，有4人确定是因为“非腐败”原因选择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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